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月23日下午，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主持召开第25次部长办公会议，梳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展，研究落实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吃透精神，紧扣重点，依靠改革，创新驱动，深入推进下一阶段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会议指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三年来，进展顺利，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显著的找矿成果。下一阶段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要深入把握新常态下的阶段特征，认真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变化，适应需求变化，调整找矿工作重点。对下一阶段工作，会议强调，一要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加大勘查力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二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在能源及紧缺矿产上实现更大突破。三要紧紧依靠改革，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转变监管方式，调整中央地勘基金运作模式，加强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在改革中要积极推进试点，既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又要激发企业及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四要以需求为导向，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

 科技找矿力量究竟有多大
 
    近日，历时三年的我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首度公之于众，“科技找矿”的作用再次受到追捧。不过，在一些专家看来，当下科技找矿仍停留于对传统成熟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时至今日，原地质遥感中心总工程师曾朝铭已退休整整20年。不过，退休后的他仍在思考怎么更好地将遥感技术用到找矿领域。从2006年开始，他与合作者利用美国的陆地卫星宽带多波段ETM数据，统一应用特征主分量分析方法开展了遥感全国异常提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大量异常。他们通过各种分析手段，对部分异常地区进行了找矿前景评价。然而，他将这些成果赠送给多家机构后很少得到回应，而这只是遥感成果推广应用遭遇行路难的一个缩影。近日，一场着眼于“成果”的新闻发布会在国土资源部召开。3年来，我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成果首度公之于众。“地质科技进步显著，指导找矿作用明显。”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司长彭齐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科技找矿”正被广为宣传。不过，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科技找矿仍停留于对传统成熟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如果科技与找矿不能相互推进，那么这种应用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找矿”。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正遭遇资源短缺带来的发展危机。“立足国内增强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已成为地质勘探领域多年不变的信条。自2011年起，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财政部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3年里，累计投入找矿资金约3500亿元，新发现中型及以上矿产地451个，其中大型矿产地162个。在指导找矿方面，技术力量似乎发挥了“大作用”。彭齐鸣介绍说，我国10类主要矿床类型的“三位一体”找矿预测地质模型，在具体找矿实践中广泛应用并获得巨大成功。
中科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秦克章告诉记者，中科院正致力于探寻深部矿。为了找矿，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正在解决两个问题——“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就是通过成矿背景、成矿条件的研究，判断哪里有矿、有没有可能形成大矿，解决选区问题；‘战术问题’就是致力于层析成像等精细探测技术的探索和升级，并以此判断矿的深度、结构，把矿找出来。”秦克章说。战略与战术的结合，催生出不少成果。例如，地质预测在淮河以北深部可能发育铁矿；2012年，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人员使用短偏移瞬变电磁新方法，在安徽霍邱铁矿北缘找到了深部铁矿，并证实矿体向北延伸，找矿远景很好。

一谈起退休后的工作，曾朝铭就有说不完的话。但当提及这项工作的应用实况时，他有些失落。“这些成果虽然已分送给一些相关机构的资料馆，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少有反馈。”曾朝铭认为，这极大地制约了遥感异常在找矿预测及实地找矿领域应用水平的提高。

当记者致电曾收到这份资料的中国地调局总工程师室一位专家时，他表示曾朝铭提供的资料“还是有作用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找矿线索”。之所以没有反馈，是因为“当时没有约定要做反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当下各个勘探机构各自为政，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一些机构宁愿采用自己的研发技术，而拒绝某些更先进的技术，这样一来最终找到矿就可以完全算作自己的成果。“现在所有的地质调查都没有离开技术，但一些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在推广和应用效果方面还有问题。”该专家说，勘探找矿技术不仅可以用在资源能源勘查领域，还会应用于环境、城市地质等多方面，需要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统筹管理，但究竟应由谁来管还无法明确。
“我们现在很多找矿技术的应用还是推广性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赵文津看来，当下所谓的“科技找矿”大多是用成熟的技术去找矿，“这只是在推广老技术，并不能体现科技含量，如果用完之后没有新技术的发展，就不能算作‘科技找矿’。”“真正的‘科技找矿’是要在新技术、新的研究基础上去找矿，通过科技攻关解决问题，并在技术应用中进一步发展、改进、提高、创新。”赵文津说，我国找矿工作中科技力量的贡献还远远不够。找矿技术应用和研究本身也有待完善。“比方说，在遥感蚀变异常找矿技术领域，就很有必要构建一个高效、优质、低成本的遥感找矿模式。”曾朝铭告诉记者。

地质科研与国际合作

     关于国际合作，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介绍，地科院的科研与国际合作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说，从成立开始，国际合作就是地科院发展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全球看，任何地质现象都是局部的，任何矿床分布都是不均匀的，必须在全球的背景和区域的背景下对比研究，才能解决局部的问题。所以一个国家或一个研究机构必须要有全球的视野和一个大区域的布局，这是国际合作的前提。”

董树文表示，他的国际合作意识源于自身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董树文在安徽工作时，参加了大别山地质构造编图研究。他们对采集的标本进行矿物鉴定时，看到了富含金红石的榴辉岩，可遗憾的是不认识柯石英矿物。直至1989年，他们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两个团队合作，发现了超高压矿物柯石英，引起全球超高压变质带研究热，他才意识到自己与同事曾经错过了一次多么重要的地质发现。这让他刻骨铭心。

首先，外事管理成为瓶颈。将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放在一个篮子里管理，地学科学家普遍感到压力很大。为此，他希望实行分类管理。其次，中国科学家必须从国内走到国外去做地质研究。全球的地质问题就是中国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把周边的环境弄清楚，始终是解决不透。中国亟需培养一种大国的科技心态，立足服务于全球，进行地质科学领域全球地质问题的国际立项。再其次，国际合作要上台阶，推动全球合作的大科学计划。由中国科学家提出一批全球性的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政策要支持，财政政策也要支持。应该说，我国已经具有引领全球合作项目的一批科学家和基础能力，要抓住机遇，让软实力与硬实力同时发展、并行推进。
地质信息化与地质工作现代化。

由北京市人事局、地矿局、北京大学地空学院主办，发展中心、国土资源部地质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协办的“地学新进展及大数据时代的地质信息化技术及应用”高级研修班于2014年9月3-5日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地勘单位的近100名技术人员参加了研修班。中国地质科学院卢耀如院士、北京地矿局副局长刘连刚、发展中心总工谭永杰等专家领导出席了开班仪式。在开班式上，谭永杰总工做题为“地质信息化与地质工作现代化”的主题报告，系统论述地质信息化的定位与作用，认为地质信息化是地质工作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支撑，能够大大提高地质工作的质量、效率，解放地质劳动生产力，并从地质工作手段角度详细阐述了地质信息化的途径、组成、总体框架和未来的发展愿景。会议还围绕基于物联网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三维地质建模技术与应用、智慧地质调查系统、多源地学数据综合处理系统、国际地质调查工作发展趋势、城市地质工作方向等方面进行了报告。

                                    （摘自中国地调局网站）